汤中立：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热爱这个事儿。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就肯定能成功，早晚的事！
【人物名片】
汤中立，1934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今年92岁。矿产勘查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怀着“为祖国找矿”的坚定信念，探获迄今为止世界第三大镍矿——举世闻名的金川镍矿，使甘肃金昌成为中国的“镍都”，改写了新中国缺镍少铂的局面。他提出的“小岩体成大矿”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查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我现在‘野心很大’，但时间不多了”
汤中立和学生们在实验室
汤中立：我现在“野心很大”，但是时间不多了。我现在想的是铜、镍、钴等新能源矿产要继续立项坚持下去，我们国家需要这样一个贡献。
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与时间赛跑的急迫。作为长安大学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顾问之一，每个工作日，只要没有其他学术活动，汤中立都会来到办公室，翻阅一页页前沿文献，紧盯每一处项目进展。传统冶金、装备制造需要镍，正当其时的新能源汽车浪潮，同样离不开镍的支撑。国家所急，便是他心之所向。
汤中立：我们国家现在新能源汽车年产已经达到3000万辆，明显改变了世界的气候，我很关注这个问题。新能源大概是这几种元素：镍、钴、锂，还有氢气，我们这个专项主要是扩大镍、钴的资源。搞地质的人，为国家在资源上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这是我们国家集体的荣誉。
矿业的链条，漫长而沉默，让人们常常忽略这“面朝厚土”的行业。可正是这深埋地下的力量，托举起国家不断向前的步伐。
“我为什么要学地质？给国家找矿！”
1952年，汤中立高中毕业班的师生合影（四排右起第六为汤中立）
时间拨回1952年，18岁的汤中立告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颠沛流离的流亡童年，汤中立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起笔。
汤中立：抗日胜利以后，我们从湖南跟着难民所回来，家里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学地质？高中那时候好多校友都跟我们年轻一代的宣传：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人。我这个思想很扎根，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
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句话，让汤中立着迷。他说，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如此接地气，却又情真意切。“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曾让汤中立辗转反侧的问题，有了更加坚定的答案。
汤中立：毕业实习的时候，在山西五台做1∶50000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都要签名的，制图谁谁谁，公开出版就成了国家的地质图了，那就是首次在祖国大地上也填了自己的名字，很感到自豪。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终身的服务对象。
1956年，北京地质学院本科毕业，汤中立执旗在校园庆祝
“镍矿出来了！高兴得不得了”
1956年，汤中立（左二）和祁连山地质队部分同事合影
那时候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镍，作为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的重要原料，飞机、雷达、机器制造……样样离不开。而我国当时仅四川具备约1万吨的镍矿储量；甚至有种说法，进口1吨镍，需要拿73吨小麦和15吨对虾交换。沉重的资源枷锁，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发展。在1958年找到10万吨镍的任务，压到祁连山地质队肩上；而汤中立与镍矿，也自此结缘。
汤中立：我大学毕业就分到祁连山地质队，既然搞了地质就得做出点名堂。1956年，我刚到这里就在甘肃北山出野外去找矿。地下捡了一块铜矿石，沿着这个山沟就往上找，追溯这种矿石，越找越多，就这样子“追了”一个三四万吨的铜矿床。
1958年10月，野外工作即将收队。群众报矿送来的一块矿石，吸引了汤中立的目光。
汤中立：就手这么大，很像我在地表追溯找铜矿的矿石，我就问是谁报来的，把我带到现场去看，看了以后我就认为是铜矿，那时脑子里头还不知道镍矿是个啥样。
1958年，发现白家咀子铜镍矿的第一张化验单
发现矿石的地方，叫龙首山白家咀子，荒山寂寂，不时有野狼、野兔、青羊出没。当汤中立和同伴把标本带回酒泉，递到祁连山地质队总工程师陈鑫手上，陈鑫的眼睛一下亮了，激动地说：你们发现新大陆了！这里很可能就含着镍呢！
汤中立：他把我的标本留下以后，送到化验室化验镍和铜。估计那一夜他就没睡着觉，第二天，就坐了个车，从酒泉400公里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立这个里头有镍，含量还很高！他赶着来把我拉到现场，这时候浅井已经打下去了，海绵陨铁结构的镍矿都出来了，这一看，那简直是高兴得不得了，放了卫星了！
“决定新中国镍矿命运的，就是这个孔”
1959年1月，白家咀子的冬天，风带着哨子，汤中立的心里却滚烫如火——初步探明镍金属储量5万吨，远景储量20万吨。甘肃省委特地向祁连山地质队发来贺电，国内多家报刊争相传报这份喜讯。那是25岁的汤中立，给蹒跚起步10周年的新中国的一份献礼。
汤中立：后来的勘探就没停过，我也没离开过。到1965年，想到二矿区要开始搞了，这个地方如果不探，我们就等于收工了。那时候钻机上吵得不行，因为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老怕出事故。
钻机轰鸣的现场，争论四起。汤中立说，地质人，要对矿床负历史责任，不能给后人留尾巴。
汤中立：我觉得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孔，设计的是5个深孔，第3个钻孔把它打出来的。这一钻可真深，地表什么迹象都没有，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体，这一钻打出来了，一片欢呼声。
1960年，汤中立在野外工作
后来证实，决定金川命运，也是决定新中国镍矿命运的，就是这个孔。
汤中立：没有打这个孔以前，一矿区、三矿区一共出了镍矿110万吨，而且是以贫矿为主。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镍矿，铜大概接近400万吨，铂族元素有200吨。这个矿床确实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加拿大一个，俄罗斯一个，我们这一个，仅仅也就是这三个有这么大的规模。
如今，在甘肃金昌金川公园的南大门广场上，一座高约15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十个大字雄浑苍劲，作为我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汤中立的名字镌刻其上。这是我国地矿史上一座不朽丰碑。中国，就此挥别贫镍的帽子，昂首跻身世界主要产镍国行列。
1986年，甘肃金昌地质工作纪念碑“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落成典礼
中国人的学术观点，自己创造
此后的20余年，他脚步不停。20世纪70年代，在兰州区域地质调查队，勾勒陇原大地的地质脉络；80年代，调任甘肃省地矿局总工程师，带领团队开创甘肃乃至中国的金矿找矿热潮。祖国大地上，一条条成矿区带，在汤中立心中愈发清晰。昔日助手、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李文渊回忆：
李文渊：找矿这个工作太难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汤院士就是意志特别坚定的人，他觉得一定能成功。金川矿床的发现，我认为就和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处于一个级别的，全中国像这样很厉害的矿床，没几个了。另外一个就是“小岩体成大矿”理论，青海的夏日哈木镍矿就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发现的，是中国第二大镍矿。
1987年，汤中立与甘肃省地矿局的同事讨论地质工作
“小岩体成大矿”理论，是汤中立半生踏遍旷野、叩问大地凝结出的答案，而它，就萌芽于1965年金川二矿区那口深孔。当时，很多技术员认为“只有大岩体才能形成大矿体”，进而反对继续推进勘探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国际上权威专家有这样的论断。若是盲从，那金川深处的宝藏，可能就将永沉地底——每每想到此事，汤中立都会觉得后背发凉。这也让他愈发清醒：中国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汤中立：国外的概念提出的依据就是，当时世界上有三个岩体比较大，都成了很大的矿。但是加拿大那个我到现场看过两次，那个岩体是天上陨石砸下来，把地底的地幔搅动了，岩浆沿着轨迹上侵成矿。但是中国的镍矿都在小岩体里面，这个特点很突出，包括金川这么大的矿床，也只在一个1.34平方公里小岩体里面。
1990年，汤中立在加拿大的矿坑中采集标本
一边是“国际权威”，一边却和中国的实际相悖，答案究竟是什么？艰苦岁月里，汤中立如饥似渴地四处查阅文献，在我国数十处镍矿床里寻觅规律，并远赴海外，听取前沿论断、观摩探矿现场。无数个日夜沉淀思索，他终于在《中国矿床》这部专著里，系统揭示了“小岩体成大矿”的主要机制，并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汤中立：岩浆之所以成小岩体，是因为它上来的过程是有好多阶段的，每一个阶段有一个成矿的过程。特别大的岩体，说明岩浆一下子就上来了，结晶得快，它成矿的条件就差；小岩体，是经过“磨炼”才上来的，含矿就比较高，反而可能成大矿。这个设想是根据现有的事实做的一种解释，现在看起来是站得住脚的，不光是镍钴矿，现在铜矿、锂矿、铬铁矿找矿的方向，我就说你们要注意那个主矿体，不要忽视小岩体，都可以是小岩体成矿。
金川铜镍矿成矿模式图
“只要我在一天，这个团队都要继续发展”
1995年，汤中立当选院士的通知
1995年6月，花甲之年的汤中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为国找矿的功绩，得到了祖国的高度认可。他自知年事已高，常年奔波野外的日子已渐行渐远，往后余生，重心要转向治学育人，接续地质报国的薪火。于是，66岁的汤中立来到长安大学，建团队、筑学科，加强实验室基础平台建设。
汤中立：原来是钢铁需要，冶金方面的发展离不开镍矿，现在是新能源汽车离不开镍矿。只要我在一天，这个团队都要继续发展，这一轮这5年做完了，下一个项目要接着做。
镍矿石
作为汤中立学生的学生，高永宝如今已经担纲团队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首席科学家。在他眼中，九旬的汤院士学术眼光依旧敏锐，是整个团队的“定盘星”。
高永宝：他见到的全世界的镍矿太多了，他一见到镍矿石，对这个镍矿可能会怎么形成都有非常好的认识。前两天汤院士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特别关心像甘肃肃北县大敖包沟这样的一些新区的镍矿发现。这跟祁连山镍矿有什么联系，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事件？每一个科学问题、技术问题，他都在给我们做指导。90多岁的高龄，每一次点拨的都是关键环节，更是一种嘱咐、一种寄托。
电脑收藏夹，存满学术期刊、论文；办公桌，摆着最新资料汇编。相处近20年的学生徐刚，亲眼见证了先生的朴素本色。他说，于细微处见风骨，汤院士的一生，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为祖国找矿、献宝”为天职。
徐刚：一些前沿论文，他都会看，现在还在追。有时候有些论文我们还没有检索到，他实际上都已经读了，还会跟我们讨论一些问题。他觉得稀散金属是一个短板，还想招一些学生来补充这个理论体系。他非常简朴，老伴儿跟他年龄差不多，家里也没有保姆；他的追求是很专一的，一直走的都是技术这条线，一心就是要为国家找矿，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王泽华。采访中，汤院士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密密麻麻写着自己的见闻和感悟。像这样的小本子，他已经记录了将近100本。1997年的一页上，他写着：我现在已经60多岁了，我有限的精力应该往哪里投？2001年的一页上，他写着：小盆地，是不是也能成大油田？2005年的一页，他又把思绪落在环境保护上，写道：如何把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凡此种种，都是他思绪长河里的注脚，那滚烫的热情，已深深刻进祖国的一条条矿脉、一块块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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