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南第一渠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鄂东南的山川平原间，一条靠人工修筑的水利动脉静静流淌。它起源于阳新县王英水库，穿越咸宁、武昌等地，将清冽活水引向万倾良田，这便是鄂南最大的跨流域引水工程，被誉为“鄂南第一渠”的阳（新）——武（昌）干渠。

阳武干渠工程，从1970年9月5日指挥部成立，到1975年12月份第一期工程正式通水之后，时间跨度共6年。当年的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共上劳力10万人，投入劳动日1485万个，国家投资617万元，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自筹资金达740万元。完成土石方629.6万方。建成渡槽、分水闸等建筑物195处，修渠长度63.4公里，受益面积十万多亩。全县人民称阳武干渠为“幸福渠”。

像阳武干渠这样轰轰烈烈的壮举，这项敬畏自然、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的伟大工程，曾经在武昌县的水利史上掀起惊涛骇浪，写下辉煌篇章，镌刻于人类治水文明的丰碑上，其文化之光永载史册。正如有诗所云：“阳新武昌一脉牵，移山断壑巨龙镌。高坝截云滋万顷，千秋功业润江天”。

一 初心谋划

20世纪70年代初，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在武昌县五里界驻点期间，他以农民出身的深厚情怀，始终将农田水利建设视为民生之本。每当晨曦微露，张体学便习惯性地徒步田间，仔细观察作物长势和土壤墒情。在一次实地调研中，他发现五里界地区的农田灌溉存在严重不足，农民们常常要排队等候有限的水源，这让他寝食难安。

经过反复论证和实地勘测，张体学首次提出修筑五里界幸福水库的战略构想。这项工程于1970年正式动工，历时三年艰苦建设，于1973年竣工。水库占地面积750亩，最大蓄水面积可达1200亩，相当于112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水库建成后，有效灌溉面积覆盖五里界镇及周边12个生产大队，惠及2.8万亩农田，使当地粮食产量提升了35%以上。每当水库开闸放水之时，汩汩清流沿着新修的支渠、毛渠网络滋润着干渴的田地，农民们无不欢欣鼓舞。

然而，张体学的目光并未止步于此。在幸福水库投入使用后，他敏锐地意识到武昌县整体水利基础设施仍然薄弱。特别是南边乡镇，每遇大旱天灾时，由于缺水，田地龟裂；庄稼枯槁，作物绝收，农民难逃“靠天吃饭”的宿命。经过查阅水文资料和实地考察，一个更大胆的构想在他脑海中逐渐成型——将阳新县王英水库的水资源跨流域调引至武昌县境内。这个被称作“东水西调”的宏伟计划，涉及两个不同流域的水资源调配，在当时的工程技术条件下堪称壮举。

1970年5月，张体学召集武昌县主要领导和水利专家举行专题会议。时任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舒服民回忆道：“当张省长摊开地图，用红铅笔画出那条贯穿两县的引水线路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这条线路要穿越幕阜山余脉，自东向西跨越三个水系，工程难度前所未有。”会后，武昌县迅速成立筹备小组，由县水利局总工程师带队，携带初步方案前往咸宁地区协商。

在咸宁地区行署的协调下，沿线6个县的领导干部齐聚咸宁温泉镇，连续召开3次联席会议。每次会议都从清晨持续到深夜，与会者就渠道走向、施工方案、劳力调配等关键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张体学全程参与，常常亲自拿着计算尺核算数据。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论证，最终确定了由咸宁地区和武昌县共同修筑阳武干渠的工程规划。这项工程将彻底改变武昌县南部地区“三日无雨田龟裂，一场大雨成汪洋”的农业困境。

在技术论证阶段，省水利设计院派出了以著名水利专家为首的12人技术团队。他们带着经纬仪、水准仪等设备，徒步丈量了整条规划线路。在野外作业时，技术人员们常常要攀爬陡峭的山崖，穿越密布的河网。有一次在测量关键节点时，突遇山洪暴发，三名技术人员险些被急流冲走。正是凭着这样的专业精神，团队最终完成了全套设计图纸，其中仅纵断面图就绘制了200余张，标注高程点1800多处。

1970年8月，张体学亲自率领考察团前往王英水库实地调研。考察团成员包括地区行署副专员、武昌县委书记等20余名干部，以及8位水利工程师。站在水库主坝上，但见碧波万顷，水面延伸到视线尽头。技术员测得当时总库容达2.43亿立方米，相当于武昌县全年农业用水量的6倍。张体学弯腰掬起一捧清水，动情地说：“这么好的水资源，一定要让武昌县的乡亲们也能用上！”

考察途中，因道路不通，考察团不得不徒步穿越十余公里的山地。时年55岁的张体学坚持与大家同行，途中多次滑倒又立即爬起。在翻越一座无名山岭时，他突然停下脚步，指着远处的山谷说：“这里可以设个倒虹吸，解决跨谷难题。”随行的工程师们恍然大悟，这个建议最终被采纳为工程的关键设计。

1970年9月5日，在咸宁县高铺公社胡泉村的一间简陋农舍里，武昌县阳武干渠工程指挥部正式挂牌成立。指挥部墙上挂满了各类施工图纸，角落里堆放着测绘仪器和施工手册。首任指挥长、武昌县委副书记房学勤在成立大会上宣读了“大干一百天，打通第一段”的作战计划。10月15日，随着三发信号弹升空，来自豹懈、流芳、五里界、纸坊、山坡、湖泗6个民兵营的七千余名民兵肩扛铁锹、推着独轮车，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开工现场。沉寂千年的山野间，第一次响起了开山凿石的号子声。

就这样，在张体学省长的亲自谋划和推动下，这项由湖北省革委会立项，咸宁地区统筹调度，惠及百万民众的水利工程正式拉开序幕。它不仅承载着解决农业灌溉的实用功能，更寄托着共产党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赤诚初心。正如张体学省长在动员大会上所说：“我们今天流的每一滴汗，都会变成明天的粮食和后代的幸福！”

二 施工热潮

开工之后，首先是进行咸宁双溪坳上大挖方施工，在两山相挟地段深挖30米。坳上工程全长4100米，经过一冬苦战，完成施工段1100米，土石方36万方，完成标工72万个，一期工程宣告结束。1971年寒冬腊月，武昌县承担的毛云山至望山段干渠开挖工程正式启动。这段全长19.6公里的“硬骨头”工程，需要开凿石方136万立方米，相当于搬走一座小山。指挥部技术组反复测算后，决定对原设计线路进行优化调整。工程师们冒着凛冽寒风，背着沉重的测量仪器，在荆棘丛生的山岭间重新勘测。经过连续27天的艰苦作业，新线路比原设计缩短了4.75公里，不仅减少了30万立方米的土石方量，还避开了两处地质断层带。

9月28日这天，工程指挥部搬迁咸宁横沟区凉亭垴的一处废弃粮仓。墙壁上“深挖洞、广积粮”的标语还未褪色，就被新挂上的施工进度图覆盖。武昌县民兵团临时指挥委员会在此成立，下设的环城、流芳、金水、法泗、舒安、山坡、湖泗、豹懈、乌龙泉、土地堂等11个民兵营如同11支战斗部队，每个营都配备有工程技术人员。这些技术员白天指导施工，晚上在煤油灯下绘制图纸，常常工作到凌晨。港潮山采石场的爆破声昼夜不停，为工程提供石料。

11月15日清晨，随着指挥部的三声哨响，12000名民兵如潮水般涌向工地。没有大型机械，全凭人力劳作。民工们自带干粮、铺盖、锄头、扁担在荒山野岭安营扎寨。他们大多穿着自家缝制的棉袄，脚蹬草鞋，肩扛铁镐、铁锹等工具。晴天挥锹挖土，雨天披蓑衣筑堤。钢钎凿山，箩筐运土，肩膀压肿了就垫上布，手磨破了，简单包扎依旧上阵。全线劈开群山，跨越沟壑，修筑隧道、涵洞、渡槽等百余处。最艰险的聊子山口段，需要下挖12米，相当于四层楼的高度。民兵们腰系麻绳，悬吊在峭壁上打炮眼，一锤一锤地凿开坚硬的花岗岩。望山段则需要填筑9米高的堤坝，独轮车队伍排成长龙，往返运送土石。

流芳民兵营创造了施工奇迹。营长王大山带领300名民兵，采用“三班倒”作业制，仅用五天五夜就完成了50米样板渠。这段渠道边坡平整如镜，渠底坡度精确到毫米级，成为全线学习的标杆。技术员测量后惊叹：“这完全达到设计标准，甚至可以当作教学模型！”指挥部立即召开现场会，推广他们的“四高”经验——高标准、高质量、高速度、高效率。

法泗民兵营在狮子山段遇到了特硬岩层。爆破组长张铁柱想出了“垂直凿洞分箱爆破”的创新方法。他们先在岩体顶部垂直打洞，然后在两端设置爆破室，一次性装填600公斤炸药。“轰隆”一声巨响，山体震颤，上万立方米的岩石应声而裂。这种爆破法不仅效率提高三倍，还节省了大量人力。张铁柱因此被评为“爆破能手”，他的经验在全线推广。

经过117天的昼夜奋战，1972年1月25日，这段“卡脖子”工程终于告竣。据统计显示，共完成标工106万个，土石方99万立方米，其中石方30余万立方米。施工期间，共消耗钢钎8000余根，铁镐12000把，独轮车轮胎3000多条。挖压面积达230亩。望着蜿蜒在山间的渠道，许多民兵激动得热泪盈眶。老石匠刘三保抚摸着渠道护坡说：“这每一块石头都留着我们的手印啊！”

完成阶段性任务后，指挥部迁回武昌县山坡公社。技术组着手后续勘测设计，他们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图纸。

采石场留下300名技术骨干继续作业，为下一阶段工程备料。 爆破声、凿岩声、号子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曲改天换地的壮歌。1972年冬季，武昌县民工重返坳上担负坳上联通渠部分开挖的续建工程施工。指挥部搬到了阳新县国和公社山里头村，借用当地小学作为办公场所。新任指挥长舒服民把军事化管理带入工程建设。13个民兵营按照部队编制，实行“班、排、连”建制。每天清晨六点，清脆的军号声准时响起，民兵们列队出操，然后奔赴工地。炸药不足，舒服民托关系找到咸宁一家炸药厂，每天供一车炸药确保开凿工程所需要的炸药，确保了工程进度。

这段3260米的工程需要完成土方55.17万立方米，战线长、难度大。由于山区居住条件有限，指挥部创造性地采用“大施工与长年施工相结合”的办法。春节前夕，当其他工地陆续放假时，这里依然灯火通明。民兵们围着火堆吃年夜饭，工棚里贴满了“战天斗地”“改造河山”的春联。

1973年2月，施工队伍扩大到4650人。指挥部开展“百日会战”劳动竞赛，各营之间你追我赶。龙泉营女民兵连的“铁姑娘队”表现尤为突出，20名女民兵和男同志一样抡大锤、推石料，手掌磨出血泡也不下火线。她们的队长说：“渠道早一天通水，庄稼就早一天受益。”

1974年6月30日，坳上段工程圆满竣工。累计完成土石方38.45万立方米，其中石方30.3万立方米。当水库开始蓄水时，干渠首段建设也进入冲刺阶段。咸宁地委动员阳新、咸宁、武昌、鄂城四县10万民工展开大会战，连非受益区的通山县也主动派来5000名援建民兵。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如林，场面蔚为壮观。老水利专家王治河感慨道：“这样的施工场面，在我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

修建渡槽是阳干渠修建中的重要工程,指挥部要求自力更生完成任务。望山渡槽是进入武昌县第一建筑物，也是进入武昌县的咽喉工程。位于贺胜桥的望山脚下，跨越贺金公路;还有北面的万家垴渡槽也要跨越京广铁路和107国道;还有阳武干渠最大的建筑物——毛家垅渡槽都是同时开工同时建成的。在施工过程中，竹木困难无脚手架，民兵就用梯子上人。沙石料用绳子扯吊，日夜施工保证了工期完成。当时湖北电影制片厂还用直升飞机到工地拍摄纪录片，宣传这项重大工程建设。

这样，在数万建设者的汗水中，一条承载着希望的水利长城就在鄂南大地上延伸。每一米渠道都凝结着建设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处工程都谱写着战天斗地的壮丽诗篇。正如指挥部黑板报上所写：“今日开山劈石苦，明日渠水润禾甜。”

2010年4月14日，是接待30多国外宾考察阳武干渠的特殊一天。东帝汶副总理古特雷斯在参观万家垴渡槽时仔细询问了当年民工如何用独轮车运送建筑材料。随行翻译记录下他的感叹：“在没有重型机械的年代，这种集体力量创造的工程更令人敬畏”。在外宾留言薄上很多国家的考察团留下了“不可思议”“人类意志的胜利”等赞誉。阳武干渠成为展示中国治水智慧的重要窗口。

三 待续工程

阳武干渠第一期工程竣工后，于1995年7月1日正式通水，灌溉了武昌县山坡、湖泗、舒安3个公社，12个大队，104个生产队的13000多亩稻田。灌溉塘、堰、库2000多口（处）。但灌溉效益的分配却出现了严重失衡。阳新、咸宁两县主干渠道全线贯通，农田灌溉覆盖率分别达到92%和88%，而原武昌县境内主干渠仅完成不足10%的工程量。仅有湖泗、舒安、保福、贺站等四个公社的部分生产队能引水灌溉，受益面积不足设计规划的5%。这种“出力最多、受益最少”的怪现象，成为压在武昌县人民心头的一块巨石。

1975年12月，一纸行政区划调整文件改变了工程命运。武昌县从咸宁地区划归武汉市管辖，阳武干渠工程随之陷入停滞。新组建的武汉市水利局虽未明确终止工程，却也未将其列入重点建设项目。时任指挥长舒服民带领技术团队实地勘察后，在汇报材料中痛心疾首地写道：“渠道高程落差设计合理，水流可自流至江夏最偏远的山坡公社。若全线贯通，10万亩望天田将变成丰产田！”这份用蓝墨水手写的报告，至今仍保存在江夏区档案馆。

工程数据最能说明问题：杨林闸底高程58米，到江夏区贺站万家垴跨京广铁路渡槽处仍有50.18米的高程差。技术人员测算表明，即便最远端的乌龙泉公社，渠水也能依靠8米多的自然落差自流灌溉。时任水利技术员王建国给我们算了一笔经济账：“每立方米水费仅4.8分钱，比泵站提水便宜53%。按设计灌溉面积计算，每年可节约抽水电费287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全县农业税的1/3。

省水利厅王英水库管理局的态度令人欣慰。尽管工程管辖权变更，他们仍将阳武干渠视为重点灌区。管理局党委书记刘抗美在协调会上明确表态：“武昌县十万亩灌区是我们的‘责任田’，要确保渠道畅通、水量充足。”这种支持并非空话——1976年夏季，管理局专门调拨3台大型挖掘机支援江夏段清淤，阳武干渠续建工程也正常进行。

翻开泛黄的工程决算表，一组数字令人震撼：五年三个月里，江夏民工累计投入相当于每天有8000人同时在工地劳动。完成土石方630万立方米，若按1立方米堆砌，可绕地球赤道1/6圈。更令人唏嘘的是资金筹措情况：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自筹资金达740万元。许多生产队为此掏空了公积金，有的甚至出现“卖种子、卖耕牛”的极端事例。原土地堂公社书记李明山回忆：“我们公社卖了12头黄牯牛，换来的钱全部买了修阳干渠的钢钎和炸药。”

据当年参加阳武干渠续建工程的人回忆，夜幕降临时的工地别有一番景象，数百盏马灯将渠道照得如同白昼，夯土的号子声此起彼伏。宣传队的快板声穿透夜空：“同志们呐加把劲，修好渠道为革命！今天多流一滴汗，秋收多打十斤粮！”这种“大雨小干、小雨大干、无雨拼命干”的劲头，创造了日推进渠道1.2公里的施工纪录。在安山珠山泵站，还有一面保存完好的流动红旗，上面“青年突击队”的字样依然鲜艳。

站在今日的干渠旁，仍能清晰地看到当年施工的痕迹。渠道边坡上“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标语依稀可辨，护坡石料间的糯米砂浆依然坚固。

正如退休水利工程师陈志远在日记中所写：“我们开凿的不只是渠道，更是一个时代的理想与信念，是一代人永恒的记忆。”如今，这条凝结着十万民工血汗的水利长城，依然在鄂南大地上静静诉说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历经四十年的流程，阳武干渠已从青年步入了中年。再加上年久失修，内渠道淤塞，水源流失大，成本高，效益差。“南八乡”农业生产用水再成难题。几十年的滋养和灌溉体农业和农民对它的依赖无法中断。这条为江夏南部农业立下汗马功劳的水渠，再一次牵动着有着润泽之恩的南部人民的心。2011年同，江夏区政协密切关注这一社会热点。通过多次调研取证，拿出了一份《关于修整和硬化阳武干渠南部乡镇渠道》的建议案，作为当年政协会议上的第一号建议案。从2012年开始，中央和省市区投资近亿元，通过一年多的努力，共疏通护砌江夏段干渠39公里，配套相关渠系物建筑物120处，并对21.5公里支渠进行综合治理。用六棱块护坡，既减少输水损失，又提高渠系水利用系数，上面用草皮护理，防止水土流失确保生态；斗门采用小型分水闸控制，设置用水计量装置，便于工程运行管理。整修后的阳武干渠，不仅标准高，实用性强，而且美观坚固，大大提高了渠系水利用率，灌溉能力更强，更快更高效。灌区沿岸农户脸上充满了笑容。2013年6月5日，《人民政协报》以《武汉江夏工政协建议案：10万亩农田灌溉梦成现实》为题，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并加了《为这样的建议案叫好》的编后语。

四 水沃粮仓

鄂南大地自古饱受水旱之苦，民谚“三天下雨水乱流，三天无雨用水愁”，道尽千年无奈。1959年大旱，咸宁县官埠桥武昌县南八乡的稻田裂开巴掌宽的缝隙，青年农民张福贵跪在龟裂的田埂上痛哭：“老天爷啊，这是要绝我们的活路啊！”这样的场景，在阳武干渠建成后再未重现。这条人工天河用百万民工的血汗，改写了鄂南“靠天吃饭”的历史。

阳武干渠的规划设计堪称水利工程的典范。渠道自海拔186米的王英水库取水，沿幕阜山余脉蜿蜒西行，52.08公里的干渠犹如一条巨龙，穿越7条山脉、横跨13条河流。工程指挥部技术科长王振华在施工日志中记载：“全渠设计落差136米，平均坡降2.6‰，确保水流通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跨京广铁路的万家垴渡槽，这座全长487米的倒虹吸工程，采用苏联专家建议的预应力混凝土技术，至今仍是水利院校的经典教学案例。

水的魔力在干渠两岸展现得淋漓尽致。贺胜桥镇农民陈大柱至今记得1976年那个丰收的秋天：“渠水来的第一年，我家4亩晚稻收了3800斤，比往年翻了一番还多！”数据更具说服力：通水五年内，灌区粮食亩产由240斤跃升至580斤，咸宁县更是创下双季稻亩产“过长江”（800斤）的纪录。1981年全省粮食生产表彰大会上，阳新县作为典型发言：“阳武干渠使我们从，‘救济县’变成了‘贡献县’！”

2011年那场持续87天的特大旱情，成为干渠效益的最佳体现，当年6月14日，王英水库管理局启动应急调度预案，72小时内通过干渠向江夏输送了380万立方救命水。在这场抗旱战役中，干渠沿线36个行政村无一绝收。已经成为老农的张富贵扛着锄头说：“干渠来水后，我家水稻亩产900斤，还能多种一季油菜。收入大大增加。”

更令人惊叹的是生态效益。卫星遥感图像显示，干渠建成后沿线新增湿地23平方公里，消失多年的白鹭、中华秋沙鸭重新栖息。林业局的调查报告记载：“渠道沿线森林覆盖率从1970年的31%提升至1985年的67%。”这种变化被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誉为“人工水系修复生态的典范”。

文化的交融在渠水中悄然发生。王英水库的渔歌与江夏的田歌在渠道边交汇，形成了独特的“渠上对歌”民俗。每年立夏举办的“开闸节”上，阳新的采茶戏、咸宁的山鼓、江夏的牌子锣同台献艺。民俗学家李文明评价：“这条水渠流淌的不只是灌溉用水，更是鄂东南的文化血脉。”

新时代赋予干渠新的使命。2015年启动的智慧水利改造工程，在传统土渠基础上加装2000多个传感器。在江夏区水务局的调度中心，大屏幕实时显示着各段渠道的水位、流速、水质数据。“现在调度灌溉就像点外卖一样方便。”90后技术员刘阳演示着手机APP，“农户轻点屏幕，两小时内渠水就能送到田头。”

旅游产业因水而兴。王英水库的千岛湖景区年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沿线开发的“干渠研学游”成为中小学生实践教育的热门线路。在贺胜桥段，保留完好知青工棚遗址等构成了独特的“水利红色旅游带”。

旅行社经理王晓燕介绍：“很多参加修渠的老知青带着子孙回来寻根，看着渠水就泪流满面。”水治理念的升华更值得称道。从“人定胜天”到“人水和谐”，阳武干渠见证了治水思想的嬗变。2018年建成的生态缓冲带，种植芦苇、菖蒲等水生植物30多万株，形成12公里长的“水下森林”。环保志愿者王芳每周都来检测水质：“现在渠道里的水可以直接捧起来喝，去年还发现了桃花水母呢！”

民生改善的数字最有温度。干渠沿线新建25座自来水厂，使230万群众告别了高氟水、苦咸水。在舒安街八秀村，83岁的徐婆婆拧开水龙头：“我这辈子没想到能吃上仙岛湖的‘仙水’。”卫生健康部门的统计显示，灌区消化道疾病发病率下降72%，人均寿命提高6.3岁。

站在新世纪回望，阳武干渠已超越单纯的水利工程范畴。它是一部写在鄂南大地上的史诗，记录着从战天斗地到人水和谐的沧桑巨变；它是一根贯穿时代的金线，串起了几代人的奋斗与梦想。正如水利专家陈淮北在《中国灌溉工程志》中所写：“这里每一滴水都折射着中国农民改天换地的意志，每一道波光都闪耀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条奔流不息的银色巨龙，仍在续写着润泽苍生、福荫万代的新篇章。

五 全程探秘

近期我们邀请江夏区水利局原副局长李传清，水利局施工公司原经理雷建龙一起从江夏山坡万家垴溯源而上，直到渠道首闸——杨林闸，对阳武干渠进行了全程回访。同行的原水务局李副局长特意带来1983年版的《阳武干渠工程图》，泛黄的图纸上手工标注的红色虚线格外醒目。“今天带你们走一条特殊路线，”李局指着图纸说，“从万家垴渡槽开始，逆着水流方向溯源而上。”我们第一站到万家垴，渡槽在阳光下显得尤为壮观。这座建于1975年的倒虹吸工程，全长487米的槽身横跨京广铁路，32根直径1.2米的钢筋混凝土支柱深深扎入地下。同行的水利局原施工公司原经理雷建龙抚摸着渡槽侧壁的检修梯：“当年没有大型机械，工人们用肩膀扛上去的预制件，每个都有八百斤重。”最令人惊叹的是渡槽底部的补水管网，2020年改造时铺设的智能感应系统，能实时监测0.01毫米的裂缝变化。站在20米高的槽顶俯瞰，107国道的车流在脚下穿梭，恍如时空交错。

当我们进入双溪正在测试的智能调度中心时，大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令所有人驻足。阳武干渠管理处负责人指着三维模型介绍：“每秒23立方米的流量，误差不超过0.5%，这套系统比老闸工的手感还精准。”他展示的电子台账显示，2023年干渠向江夏输水1800万方，相当于是把整个东湖的水搬运了一遍。获赠的《王英水库志》扉页上，泛着水渍的钢笔字记录着1978年大旱时的调度方案，那些力透纸背的批注仿佛仍在诉说当年的惊心动魄。

通往蔡贤水库的山路蜿蜒如肠。在五公里长的隧洞入口，李局突然叫停车辆。他指向岩壁上几处模糊的刻痕：“这是当年武昌县民兵连的施工标记，‘忠’字下面记录着日进度。”昏暗的光线下，那些用钢钎凿出的印记深达3厘米，记录着1971年5月17日掘进4.8米的战绩。同行的江夏文化研究会黄德光秘书长1975年5月在法泗永丰大队工作时，曾用手扶拖拉机装运物资去阳武干渠双溪施工地慰问民工们。补充道：“当时没有通风设备，工人轮班作业，出来时满脸都是石粉，像雪人一样。”

蔡贤水库的雄姿在转过最后一个山坳时豁然呈现。百米高坝如同巨人展开的双臂，坝体上“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八个朱红大字历经半个世纪依然鲜艳。自备电站的老闸工徐师傅正在检修闸门，他拍着生铁铸就的启闭机：“德国进口的齿轮，50年没换过零件！”最神奇的是库水的颜色——在正午阳光下呈现翡翠般的碧绿，这是富含矿物质的深层水特有的色泽。无人机航拍显示，库区形如一片梧桐叶，十二条支流恰似叶脉延伸。蔡贤水库是王英水库的一个支库。由蔡贤水库修建地下涵洞连通，王英水库的水就通过蔡贤水库由阳武干渠首闸下泄。

在管理处旧址的档案室，我们意外发现了1972年的施工日志。泛黄的纸页上记载着9月28日的险情：“暴雨导致导流洞堵塞，民兵三连王有福等12人潜水清淤”。墙上的泛黄照片里，青年建设者们用绳索捆着石块测量水深，这种原始而智慧的土办法让人肃然起敬。现任管理所长拿来最新的水质检测报告：pH值7.2，溶解氧8.4mg/L，达到直饮标准。

在阳武干渠纪念錧的牺牲者名录墙上，安山民工陈大勇的名字被镌刻在首位。1971年3月8日爆破事故记录显示：这位29岁的民兵为排除哑炮英勇献身。他的女儿说：“每次走过父亲与修建的7号渡槽，仿佛都能听见水流在诉说什么？”据统计，建设期间共有23人因公殉职，他们的名字如今都化作干渠沿线的一座座丰碑。

返程时我们特意绕道展示干渠的“隐形工程”舒安乡的地下水厂，16口深井与干渠形成联动系统。“就像人体的动脉和毛细血管，”雷总经理比喻道，“地表水与地下水能智能调剂。”电子屏显示，这套系统每年为江夏储备300万方应急水源。经过红星村时，夕阳将渡槽的影子拉得很长，几位老农正在用手机APP预约灌溉时段，科技的光芒与传统农事在此完美交融。

当我们重新摊开那张老工程图时，发现上面新增了不少笔记——李局用红笔标出了21世纪新增的28处智能化改造节点。这张新旧交织的图纸，恰似阳武干渠的生动写照：半个世纪前镌刻在山河间的钢铁经脉，正在智慧水利的春风中焕发新生。大家在返程途中感叹：“今天我们不仅看到人类引水的旅程，更触摸到了一部活着的水利史诗。”这座承载几代人记忆的水利丰碑。正以崭新的姿态继续滋养这片沃土，书写更辉煌的未来。